城读│大卫•哈维评《四方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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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评《四方之极》
保罗·惠特利在《四方之极》一书论述礼仪中心在城市起源中的首要作用，大卫·哈维发表书评，从唯物主义角度对此观点进行质疑，提出不同的解释。
David Harvey. (1972). Review of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2(3), 509–5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562302
唐晓峰,齐慕实. (1984). 《四方之极》 一书的简介. 中国史研究动态, (2), 27-30. 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62395863
Picture source: Paul Wheatley, 1971.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l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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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下文简称《四方之极》）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地理学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1971年出版著作。《四方之极》这一书名出自《诗经·商颂》：“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极”译成pivot，“中枢”，是城市在古人的观念中和社会实体中的本质。惠特利认为这既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也是世界古代城市的普遍特点。惠特利此著的目的既探寻中国古代城市的本质特点，也试图抽离分析出存在于世界古代城市形成中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普遍规律。
惠特利对中国商周时期城市进行了研究，对比其他古老文明地区城市，阐释了早期社会形式与城市起源的关系，认为中国城市的诞生离不开当时的宗教礼仪活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72年在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发表《四方之极》书评，从唯物主义角度对该书的论据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非宗教，决定了古代城市的形成。
四方之极：作为礼仪中心而兴起的城市
惠特利在《四方之极》序言中对他的方法论作了说明：过去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问题时主要采用人类学的方法，他则侧重于社会科学家的方法，着重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宏观现象上。在逻辑方面， 他采用的是假设推演法， 即在材料不完备的情况下， 用假设及逻辑推理来填补缺环。由于中国关于城市起源的材料不如两河流域、埃及、中美(包括秘鲁北部的安底斯文化)的丰富， 所以研究中国城市起源， 除了利用考古材料直接的证据之外，还要利用间接证据，后者既包括后代的历史文献，也包括民间传说和神话。
《四方之极》分两大部分，共五个章节。《四方之极》第一部分包含两个较长章节，“中国城市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扩散”，叙述商周时期城市起源、发展的历史过程，对各种历史素材进行归纳，而以对社会进行整体研究为背景。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中心地区在洛阳——安阳一线， 商代城市的主要居住者是王族、巫师、手工业者和卫兵。城市的中心建筑分为贵族住所、王室宗庙和礼仪中心(ceremonial center)三类，而周围有农村环绕。这些是中国最早城市的典型形态，其中惠特利最重视礼仪中心，他认为商朝的高级聚落中，必有礼仪中心的存在。整个商朝可能有几个独立的礼仪中心相互竞争。
自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城邦国家开始向地域国家转变。惠特利例举王城、侯马古城、邯郸、燕下都、临淄、曲阜等十余座古城遗址详加说明进行归纳：第一，周代城市化的扩展，西到渭河流域， 东达今山东地区，南到汉水、长江流域。周人用封邑的办法拓展领土， 一部分封邑逐渐具备了组织周围地域的特殊功能，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的居住地，这样的封邑便演化为城市。第二，周代城市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但任何等级的城市中都有坛庙。它们普遍具有农业的和军事的职能，其内在联系是以军事力量迫使农民做贡纳。
《四方之极》第二部分包含三个章节，“礼仪中心的本质”、“礼制体系(Ceremonial Complex)的城市特征”与“作为宇宙象征的中国古代城市”。在这部分惠特利详细论述本书核心思想， 即礼仪中心在城市起源中的首要作用，并就这一命题进行了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
从政治结构上看，惠特利认可了韦伯的理论，认为商朝的宗法继承制下，国家的政府结构与王族的宗法结构同构，王族宗庙具有政治权威。但惠特利批评了韦伯忽视了城市作为礼仪中心的作用，他认为，在商朝的高级聚落中，必有礼仪中心的存在。早期城市是“宇宙中枢（Axis Mundi）”，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和典礼，调和“天地”、“人神”关系，就此形成中心权威。所以，礼仪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将人带入新的“天人”关系中的宗教性活动，而提供符号性感应时空的，就是城市。这是认识中国城市起源的关键。
惠特利更进一步问道，在整个古代世界，是否有一系列共同因素，决定了古代城市的产生？
他的结论是肯定的，从中国、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美洲、中央安底斯和尼日利亚的约鲁巴的城市起源来看，城市不是从市场、堡垒，而是在礼仪中心的基础上最先兴起的。他引证大量材料，展示各个地区早期城市遗址平面图， 说明在每一地区的早期城市中， 无一例外地存在礼仪中心，“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综合体……这本质上是城市的”。
礼仪中心是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家族的中心的创造者， 同时又是宇宙、道德的象征。礼仪中心具有向心的聚合作用。古代巫师们的宗教权威与社会、经济权威是密切联系的。巨大的庙坛，精细的工艺，表现了宗教所能调动、驱使的社会力量。礼仪中心具有“再分配” 的职能， 这种职能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权力上。没有“再分配” 制度， 就不会有城市。
惠特利认为，社会阶层的分离，是城市起源的基本动力。有生态学视角的解释认为，富饶地区拥有丰富的剩余产品，所以较早出现城市。但惠特利认为他们忽视了剩余产品的控制者，过分关注环境的同时也看不见社会的独立性。城市起源的直接动因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进一步说，即阶层社会的产生。那么，是什么领导了社会阶层化的完成呢?是宗教礼仪。在城市起源的前夜， 礼仪中心是全社会的焦点。巫师是人类社会中第一批不劳而获者。宗教特权上添加了经济特权， 在贡献的基础上诞生了“再分配"制度。
宗教反映人们的思想， 社会各方面的演变过程都要依据神来实现。没有庙坛就不能证实权威。所以城市围绕礼仪中心而起源。城市起源的过程是：分散型礼仪中心—— 集中型礼仪中心——城市。
在第五章， 惠特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命题， 即古代城市的宇宙象征性。中心城市被认为是最适于同苍天进行交流的“四方之极” ，不是地理的， 而是观念的、社会的“四方之极”， 因而这样的城市便有了宇宙象征意义。惠特利认为在美索布达米亚， 曾有过模仿星座的城市形态。中国虽未发现这样的情况，但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中， 也包含宇宙象征的因素，如预测风水、正方向、轴向对称等。
中国古代国都的理想结构
大卫·哈维评《四方之极》：唯物主义的批评
《四方之极》主题有三个层次。最直接的主题是中国华北平原城市的起源，作者通过考古证据、民间传说和神话，试图再现商周城市起源。故而本书是一部对于早期中国历史地理的学术著作。第二层次，作者试图解释早期中国社会形式与城市起源之间的关系。解释的理论框架来自多学科，使用多学科多种概念对中国古代城市起源进行解释亦是本书一大特点。第三个层次，本书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证据和解释，还整合了世界主要城市起源中心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中美、安第斯山脉中部和尼日尼亚西南部的约鲁巴(Yoruba)相关研究，因此，《四方之极》是对城市起源的比较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对城市性的本质的研究。
哈维声明自己的研究兴趣在于当代城市性(contemporary urbanism)，因此他主要把《四方之极》作为一本研究城市性的著作进行评论。 哈维高度肯定了惠特利所作的贡献，称《四方之极》精彩绝伦，地理学少见佳作，增进我们对于城市性的理解，是城市起源比较研究绕不开的必读著作。但在对材料的解释上，哈维认为惠特利的结论值得商榷，他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惠特利提出，从非城市向城市的社会组织转变之时，宗教转型即占主导。随后或与此同时，世俗力量也加入帮助维持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再分配经济和等级社会取代了原来基于互惠的平等社会。有效的空间(effective space)”建立起来，从而能够提取剩余产品用于支持中央官僚体系。这种有效空间是通过宗教权威的种种政治、社会和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宗教与其他力量一起支撑了城市结构的雏形。惠特利的这一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呈现的论据也非常精彩。
关于城市的起源，还有多种其他假说，生态论、人口论以及技术论，关注贸易、商业、战争和灌溉等机制引起的社会分异。惠特利一一驳斥了这些假说，认为与现有的证据不符，只有宗教转型说与证据最为相符。
哈维质疑，宗教转型说真的能将证据串联起来给出一个好的解释么？“果真如此？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宗教转型是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的” ？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哈维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线索，提出一种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基础（经济或者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政治、司法、仪式形态和宗教形式），一定程度上，社会基础的转变决定着上层建筑。虽然经济转变不总带来意识层面的转变，但新的生产方式形成后，意识形态的转变就尤为必要了。宗教转型将基于互惠经济的原始共产主义平等社会，转变成基于再分配经济的阶层社会，即惠特利所说的实行宗教权威的社会。哈维认为，这种转变的确在城市形态上打下烙印，比如强调神圣和世俗的空间、象征宇宙秩序的符号等等。所以，从唯物主义角度看，惠特利确实道出了仪式中心的功能角色。
但是惠特利的问题在于，这种投射的宗教图像在非城市的社会中其实也存在。哈维指出，惠特利忽略了一个人类学家的理论——列维•斯特莱斯（Levi Strauss）对原始族群神话中的体现出的物质世界结构的研究。例如，在一些像巨石阵（Stonehenge）一样的仪式中心，并没有城市诞生。所以一定是有某种特定的宇宙观，才产生了城市的行动模式。
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象征主义存在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转变最终是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造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哈维反驳了惠特利的观点。城市诞生需要剩余产品的提取，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结构和权威来获取剩余产品。城市中心的职责之一在于调动剩余产品。虽然惠特利也认可社会中阶层的分离是城市起源的基本动力，而且也关注到剩余产品的控制权，但他遗漏了一点，尽管剩余产品总是被调动，但生产剩余产品的人也必须保持在场。换言之，调动剩余产品有一个必要条件，即一个稳定的农民阶层。如果需要剩余产品由城市提取，那么必须保证农民群体极低的迁移率。这种阶层的稳定性可以用投射在城市礼仪中心上的宗教图景得到解释。所以，一种让剩余产品得以调动的生产方式以及再分配经济的出现，才是城市转型的核心。
惠特利的大部分证据源于空间形态的差异，他从意识形态和宇宙象征主义的转变来解释城市转型，而没有注意到更难发现的经济基础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哈维“用马克思来回击惠特利的黑格尔”。关于古代城市的起源，无论是证据还是解释，争议不可避免。不过，惠特利并没有驳倒唯物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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